政府和学界专家的普遍共识是：应保留功能性（横向）产业政策而放弃纵向产业政策（挑选支持对象的具体产业）。
【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、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】 进入专题： 关键核心技术 。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程序化是现代国家行政体系运行的基本特征，在十四五时期，推进国家行政体系建设，需要进一步强化法治导向，创新执法体制，完善执法程序，严格执法责任，建立权责统一、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，加快建设职能科学、权责法定、执法严明、公开公正、廉洁高效、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。
国家行政体系建设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、新期待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进一步完善行政体制，健全政府部门和层级间协调配合机制，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政府的积极性，不断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，提升行政效率和政府公信力，推动国家行政体系更加成熟、更加定型，使政府治理效能得到全面提升改革开放40多年来，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，但全方位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，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同产业、区域发展之间缺乏紧密衔接，企业、高校、科研机构、政府和个人间也尚未形成合力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，必然以政府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基础。具体而言，坚持把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作为国家行政体系建设的重点，就是要把着力点放在推进国家行政体系的优化协同高效上，将深化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紧密结合、同步推进，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重点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，理顺职责关系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、公共服务、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。
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程序化是现代国家行政体系运行的基本特征，在十四五时期，推进国家行政体系建设，需要进一步强化法治导向，创新执法体制，完善执法程序，严格执法责任，建立权责统一、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，加快建设职能科学、权责法定、执法严明、公开公正、廉洁高效、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。十四五时期，要继续巩固机构改革成果，坚持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，改革机构设置，优化职能配置，提高效率效能，加快构建系统完备、科学规范、运行高效的国家行政体系，坚决破除制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，有效实现组织机构和政府职能的有机统一。最新的GDP数据显示，有些方面是有所增长的，比如说基建或者房地产，但像消费、服务业的增长幅度就不太明显。
这方面我想不只是财政部门的事，它应该是整个社会共同关注的事情。王小鲁：对，如果从世界平均水平来说，大多数国家投资率都可能在20%，或不到20%，世界平均消费率在80%左右，中国一直以来投资率比较高。所以，政策的落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一个小型金融机构建立应该有一定的门槛，但门槛不能过高，进来以后不能放弃监管，要随时、密切地监管。
《财新时间》：在这种情况下，对于那些可能就业依然比较困难的群体，如农民工群体、应届毕业生，我们在政策层面有什么办法给他们更多支持、保障？ 王小鲁：我认为主体是市场，要靠市场本身创造就业机会，市场好了，就业就会增加。时间上也不能长期延续，政府投资是短期政策，适当时机要及时退出。
所以我觉得改善竞争环境是一个重要的课题。这里面涉及到财政部门的职能，财税部门负有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职能，防止赤字无限扩大，所以它比较关注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。现在正是需要政府花更多的钱用来保障民生的一个关键时刻。这也说明中国的企业竞争环境还不是很公平，国企、民企不能广泛享有优惠政策，国有企业可能更多地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，而民营企业得不到这种保护。
一年多过去了，状况是否有一些改变？当疫情成为诸多新技术成熟落地的催化剂，它是否也能成为一个契机，撬动经济结构的转型？ 政府投资是短期政策，适当时机要及时退出 《财新时间》：为了稳住疫情，整个国内经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这个增长率和平常相比,不是一个太高的增长率，但和现在的经济增长相比就至少高出了十几个百分点，所以可以说现在已经是够宽松的了。比如银行贷款等方面的融资条件，国有企业、大企业面临的情况也比民营企业、小企业好。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，靠投资拉动增长并不是一个面临危机的最优选择。
但目前来看，政府投资扩张比较快，而且货币供应的增长也比较快。另外，在这些政策里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值得做，尽管已经出台了不少政策，但在我们国家因为失业保险覆盖不全，有很多的失业人员得不到社会保障。
而且它具体措施很多，如预交税，就是在没有实现利润之前先交所得税，过后如果交多了再退。但投资要有一定限度，不能无限扩张，而且要选择合理有效的投资项目。
中小微企业在疫情中受到重大打击，倒闭、裁员、减薪情况普遍，影响就业和居民收入，限制居民消费。不能企业收入下降很快的时候税收不下降，或者说下降的幅度慢于企业收入下降的幅度，那企业的负担就是加重的。但在疫情冲击下，经济下滑比较快，政府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扩大投资，采取一些短期措施促进经济恢复，我认为是合理的。通过这些监管手段的改善，完全可以做到随时发现有不良情况就密切关注，防止出现严重问题。《财新时间》：根据您之前的研究，中国政府支出在民生保障方面的比例和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，这次疫情会成为一个长期结构性调整的催化剂吗？ 王小鲁：我过去也做过一些研究，发现绝大部分发达国家，民生支出可能至少占政府支出的50%左右，甚至超过50%。王小鲁：我想可能有两个影响因素：一，根据过去的经验看，消费的变动可能是个慢变量，比如当经济下行时，消费可能下降要慢一些，经济走向恢复的时候，消费的恢复可能也会慢一些。
所以在疫情冲击之下，很容易出现企业之间的两极分化，民营企业、小微企业，首先受到冲击。改革开放以后的80、90年代，平均的投资率大概达到30%多，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，消费率大概保持在60%多。
《财新时间》：每次面临危机或者一些重大事件时，我们好像又会转向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条路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上半年的国内增值税增长了5.9%，企业所得税增长了5.3%，从税务数据来看，上半年企业负担实际加重。
怎么改变这种情况？我觉得首先这和中国的金融市场环境有关系。进入 王小鲁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保民生 。
今年我看到一个比较突出的是社保缴费的减免，起了比较突出的作用，这项政策从上半年来看，减少了企业缴费大概是5000多亿，全年估算减少16000亿。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提醒到，在疫情时期，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所受影响有限，而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仍然呈较大幅度负增长，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居民之间的收入和消费的差距正在急剧扩大。这种情况带来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，大量的投资造成投资过度，一方面投资效率下降，有很多无效或低效的投资项目。这些问题您觉得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 王小鲁：这些政策总体来讲我认为是合理、有效的。
因为大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占主体，民间的、小型的、草根型的金融机构没有发展起来。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职能一定要平衡，财政部门不能单纯把自己看成管账先生。
考虑到上半年经济是下行的，货币增长，M2增长大概是12%-13%。这次疫情有没有可能给这个问题带来一些改变？ 王小鲁：在疫情期间的调整我想在短期内能够起到一定作用，但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我判断下半年经济可能能够保持在正增长区间，但未必会很高，现在经济还面临很多困难。二季度GDP增速由负转正，实现了3.2%的增长。
二，投资，从二季度从数据看，好像已经恢复了正增长，其中主要还是政府、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在起带动作用，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、城市建设、农林水利等这些方面。我认为保民生对就业能发生积极的影响。没有纳入失业保险的人以农民工为主。但在这背后却存在着较大的结构分化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超消费。
从2000年到2010年，投资率占GDP的比重就从30%多上升到50%左右，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，消费率从60%多下降到50%以下，即特别高的投资和特别低的消费，这种情况总体来看是不正常的。8月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.5%，实现年内首次正增长。
为什么不发展？为了防风险。这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。
因为它首先要等待居民收入、就业恢复正常，还要等居民对经济增长建立信心。因为这些小微企业不符合银行的融资条件，拿不出抵押，找不到担保。
